【编者的话】混改之惑

摘要: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相伴随的国企改革,恰如一场旷日持久、波澜起伏的马拉松式的长跑,在历时近40年之后,迄今尚眺望不到明晰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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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克亮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相伴随的国企改革,恰如一场旷日持久、波澜起伏的马拉松式的长跑,在历时近40年之后,迄今尚眺望不到明晰的终点。

期间,中国国企改革历经放权让利、权利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几个阶段后,自2013年起,进入混合所有制改革新阶段。此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2015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混改做出“顶层设计”。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尽管中央推进国企改革的态度是明确的,意志是坚决的,但是,近几年来,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对国企改革尤其是混改的主要方向依然难有共识,致使混改进展难如人意。概而言之,人们关于混改方向的意见分歧主要呈现为相背而行的两极——一种意见认为,混改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彻底践履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精神,逐渐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应地大幅增加民营经济的占比,并继续有序对外资开放,同时在国企中引进民间资本或在民企中掺入国有资本,以提升国民经济质量和效益;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企混改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国有经济,通过以公“化”私、以公“控”私,来实现国进民退、国强民弱。


在本期封面专题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魁撰文认为,在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立现代公司治理,本质上就是要以财产权利逻辑来取代政府权力逻辑。因此,解决混合所有制如何与国资监管兼容问题的思路应该是,去监管,行股权;降比重,搭便车。由国研中心企业所研究员项安波执笔撰写的两篇调研报告,分别总结了江苏、上海、山东三省市开展混改试点的经验,并针对其面临的困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就此话题接受《中国经济报告》专访时,引述亚当·斯密的话说,提高效率的办法就是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贸易会提高效率的原因。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它们会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施压对手,从而免于竞争。因此,国企改革的主要出路就是民营化。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专访时则认为,当前,经济学界应该突破计划和市场二元语境,构筑互联网时代“协同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协同经济是继“集中计划(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之后的一种新型“社会协同(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化企业就是协同经济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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